目前，全国共有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843个县(含市辖区、县级市)、3.86万个乡镇（街道）。
无论是百强市、百强区，还是百强县、百强镇，都是各自区域的佼佼者，从中可全面评估不一样的区域的综合竞争力。
百强市，覆盖了全国超过1/4的城市，其变迁最能展现区域经济的你追我赶、不进则退之势。
过去一年，全国10强城市格局大体保持稳定，新晋烟台、常州2个万亿城市，而50强城市守门员从太原变成漳州。
其中，进步最大的当属内蒙古呼和浩特、包头，四川宜宾、绵阳，福建宁德，为城市竞争的最大赢家。
与之对比，太原、哈尔滨、南宁、贵阳、乌鲁木齐、兰州、呼和浩特、银川、海口、西宁、等11个省会止步于50强，经济总量不及普通地级市。
能源大变局、外贸大变局、新兴起的产业大变局，是其中的关键，家里有矿的、制造业强劲的、新能源及光伏等新兴起的产业布局早的，从中受益。
与城市位次相比，百强市的区域分布，更能看出不一样的地区的发展差距。（参阅《揭榜！最新全国100强城市排行》）
整体来看，中国百强市集中于东部地区，江苏、山东、广东、浙江、福建5个经济大省，占了半壁江山。
江苏，唯一所有地市全部跻身百强的省份，“十三太保”都有独当一面之力，发展相对均衡，但也造就“散装大省”的格局。
一个原因是广东21个地级行政区划，数量为全国之最，分散了经济总量；另一个原因是粤东西北发展远远不及珠三角，亟待提升。
中部地区，湖南、河南、江西均有5市入围，而安徽有4市跻身其中，湖北只有3席，山西只有省会太原一地入选。
西部地区，各省的百强市普遍不多，四川、内蒙古各自有3城入围，陕西、云南、贵州都是2城。
这些省份，多数都是“省会+副中心+资源型城市”的组合，如呼和浩特与鄂尔多斯、包头，西安与榆林，贵阳与遵义。
东北三省，一共只有4市跻身百强，包括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正是大名鼎鼎的“东北F4”。
4座城市都是副省级市，要么是省会要么是计划单列市，但其经济总量在全国15个副省级市中基本都处于垫底位置。
经济强区，要么是以CBD为主的金融商贸大区，要么是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大区，要么是行政中心所在地，要么是教科文卫等资源的集大成者。
日前，工信部下属赛迪顾问研究中心发布《2024赛迪百强区》榜单，对除直辖市市辖区和港澳台地区外的900多个主要地市市辖区进行评估。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百强区，不包括级别更高的直辖市辖区，也不包括类似国家新区、开发区之类横跨多个区域的经济功能区，而是以行政区为准绳。
2024年全国百强区，广东今年共有17区上榜，在前10席中占8位，并包揽榜单前七名。
在8个“TOP10大区”中，深圳4席，广州2席，佛山也有顺德、南海两区入围，这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广东四小虎”之二。
由于强县经济的摊薄效应，其城区总体排名不及广东，10强区只有苏州吴江区1席，但其GDP总量不及作为县级市的昆山市。
杭州余杭区与宁波鄞州区，经济总量相差不大，可谓你追我赶，都有夺取浙江省第一区的实力。
而百强市县众多的山东，百强区只有6个，不及西部的四川（13个），也不及中部的湖北（10个）。
四川共有13个区跻身百强，与浙江并列，绝大多数都是成都所贡献的，但也不乏普通地级市的身影。
宜宾的翠屏区、绵阳的涪城区、泸州的江阳区、德阳的旌阳区晋级百强区之列，成为普通地级的佼佼者。
在内地31个省份中，还有13个省份没有百强区，这与其省会经济体量相对较弱不无关系。
上海浦东、北京海淀、深圳南山、北京朝阳、天津滨海、广州天河、北京西城、深圳福田、深圳宝安、深圳龙岗。
上海浦东新区遥遥领先，1.67万亿的GDP总量，放在城市里可以排在第10名，超过宁波、青岛、郑州、长沙、济南等经济强市。
而北京的海淀区、朝阳区、西城区等位居前列，天津的滨海新区也不容低估，四大直辖市中，唯有重庆没有城区跻身20强之列。
近年来，随着创新驱动、消费驱动取代投资驱动，成为经济稳步的增长的主动能，坐拥众多资源的主城区再次复兴。
一些科技公司正在回归主城，工业上楼可谓大势所趋，而承载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功能的主城区，也成了内需时代的受益者。
全国共有1800多个县城，既有“富可敌市”的千亿GDP大县，也有仅有万人的人口小县。
2024年十强县分别是：昆山市、江阴市、张家港市、常熟市、晋江市、太仓市、慈溪市、龙口市、宜兴市、长沙县。
其中，共有59个县域迈入“千亿县”序列，部分县域经济实力，超过地级市乃至个别西部省会。
第二类是强省会下辖的县域，本身就是省会的一部分，只是仍维持县域的行政区划。
如湖南长沙县、江西南昌县、安徽合肥肥西县，亟待撤县设区，只是行政区划调整暂时搁浅，需等待下一轮窗口期。
如陕西榆林的神木市、贵州遵义的仁怀市、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准格尔旗，有煤炭大县，有白酒大县，也有以石油产业为主的县域。
从区域分布来看，百强县同样高度集中，东部地区占66席，中部地区占18席，西部地区占13席，东北地区占3席。
从省域分布来看，江苏、浙江、山东占据半壁江山。江苏25个，浙江15个，山东12个，连续多年位居前列。
在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强市林立，强县峰起，县域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因此被赋予了“狼群模式”的称呼。（参阅《中国最富的省，正在拼命制造“千亿县”》）
可以看到，苏州4个县级市、无锡2个县级市、宁波3个县市、泉州4个县市都在其列。
反观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百强县增加1席，总量达到2个，分别是惠州博罗县、肇庆四会市。
广东百强县为何少？一个原因是广东多数强县已经撤县设区，另一个原因是粤东西北县域经济不够发达，有待“百千万工程”提振。
陕西神木、内蒙古准格尔，都是产煤大县，两地所在的榆林、鄂尔多斯，均为我国10大产煤大市之一，而内蒙古、陕西则是我国TOP3产煤大省。
遵义是贵州省的副中心城市，GDP总量直追省会贵阳，而白酒正是其最大支柱产业，占工业比重接近70%。
对于县域经济，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人口小县正在展开机构改革，部分县域面临撤并，或裁撤部门事业编制的未来。
北上广深地位稳固、经济重心持续南移、一省一城、中小城市鹤岗化、陆权复兴、大城大圈、抢人白热化、楼市超级分化。
随着国际格局、地缘变局、科技革命等因素日趋凸显，区域经济的洗牌趋势也在加速。
一些依赖外贸的沿海强市或受影响，而拥有人口、产业和消费基本盘的地方，或会受益。
以新能源汽车能为代表的新兴支柱产业正在崛起，重塑区域产业体系，搅动地方竞争格局。
不只是汽车产业，包括能源产业、人机一体化智能系统、电子信息产业在内的众多传统产业，都要直面科技革命的大洗牌。
第三个长期变量，来自区域发展的策略的变迁，城市群、都市圈的抱团发展，成为主流。
过去，城市竞争，多是单打独斗，而未来则是城市群的一体化、都市圈的同城化，是群狼模式，而非单兵模式。
所以，谁能做好区域整合，谁能最大限度发挥一体化、同城化的力量，谁就能走在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