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航空港区房地产市场是否发展起来，与航空港具体有多少实实在在的产业、有多少人愿意在此安家落户有很大关系。

  “随着工人工资水平的增长，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这一天终究会到来，我们也早就在开始做应对准备。”5月6日，郑州一位当地官员对锌刻度记者表示。

  “这一天”指的是，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近日在公开场合表示，将于今年年内将苹果生产线月苹果新品发布会期间正式开工。

  这被外界解读为，苹果iPhone将从“中国制造”变为“印度制造”——众所周知，作为iPhone最大制造供应商，富士康将大部分的代工厂都建在了中国。其中，被称为“iPhone之城”的郑州富士康，用工人数在高峰时期高达35万人。

  在iPhone可能从“MadeinChina”变为“MadeinIndia”面前，对这座“iPhone之城”和它周围的生态产业链而言，意味着什么？它又将迎来哪些改变？

  他不知道，他2018年上半年在航空港区花每平方米近万元投资的两套住宅，在2020年下半年接房后，未来走势如何：“如果富士康真的将生产基地转到印度，甚至如果富士康整体搬走，谁还会来这边呢？”

  从李显上班的郑州市中心二七广场，驱车上机场高速再经京港澳高速60多公里，如果一路通畅，大约1个半小时，就能到达李显购买的位于航空港区南港的楼盘所在地——往北几公里，就是郑州富士康科技园区所在地；往南不到两公里，就是人文景观美不胜收的双鹤湖中央公园。

  李显介绍说，目前航空港区格局是这样的，大致分为南港和北港。北港现有住宅项目较多，毗邻地铁、高速路口，已较成熟；南港此前工业产业园居多，在规划中被定位为高端制造业园区，而且因为有双鹤湖等景点，2018年上半年在房产市场趋冷情况下，这个片区却额外火爆了起来。

  李显称，当时置业顾问反复强调了这个片区的“价值洼地”和“核心区域”。更重要的，是以富士康为首的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带来的巨大人流，将为整个片区房价带来非常大的想象空间。

  对任何一个地方来说，一个新政或者一个重要企业的入驻，都对带动周围的房价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富士康尤其如此——距离郑州东南30多公里的郑州航空港区，在富士康入驻之前，还是长满荒草的田地。郑州机场附近，也绝大多数都是食品和钢铁加工等低附加值产业，更不可思议的是当地特产大枣的加工企业。

  45岁的当地居民老田对此印象颇深：2010年，富士康入驻郑州机场附近的新郑市后，随着几十万富士康员工进驻，这片农田上开始逐渐兴建一些为富士康配套的工业用地，开始建成一些为富士康员工配套的住宅，但真正的商品房供应仍十分有限。

  直到2013年，随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2013—2025年)》的批复，这个以新郑国际机场和富士康郑州厂区为基础兴建的航空港经济发展先行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万科、绿地等在内诸多地产商的重金投资，郑州航空港区的地产战车，就此开始围绕着富士康工厂隆隆启动。

  富士康带来了人流，也成就了航空港区的房价。如今，富士康附近住宅基本均价在每平方米1万元左右，而加五六千元，就可以在郑州四环以内找到不错的房源。因此不管官方如何宣传，政策如何给力，也改变不了港区距离主城区太远的现实——若在郑州市区工作，几十公里的通勤，无论采用自驾还是公交+地铁方式，都会让人感到绝望。

  在一位郑州当地媒体从业者看来，对于主城区的郑州普通市民而言，航空港区更像是另外一个城市。港区距离主城区距离太远，在主城区工作生活的人，如无业务往来也很少去港区。他说，航空港区房地产市场是否发展起来，与航空港具体有多少实实在在的产业、有多少人愿意在此安家落户有很大关系。

  毕竟，在这位当地媒体从业者的记忆中，2013—2015年，置业顾问承诺，富士康员工蜂拥而至租房买房的场景并未出现。

  因此，富士康的未来定位如何，其生产线是否真如外界新闻媒体报道中的将变成“MadeinIndia”，就将至关重要。

  不过，对于中国购房者大军而言，李显这样的担心，仅仅是少部分。到现在为止，航空港区的大部分楼盘售楼部，一到周末仍是门庭若市。而且，还有远洋、融创、招商、中建等开发商，仍然等待着新楼盘的推出。

  在航空港区鄱阳湖路，一家刚开盘、房价过万元的楼盘置业顾问对外界的“iPhone印度造”说法颇为不屑，他指着外面拔地而起的高楼说：“这就是富士康带来的奇迹。印度？担心得太多了吧。”

  “更何况，富士康已经从售楼部的区位图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菜鸟在建新兴物流仓储基地、电商产业园以及高铁南站等。”上述置业顾问说：要快，很多好的朝向和楼层都售罄了。

  那就是航空货物运输吞吐量——有关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7年，郑州机场旅客吞吐量年均增长率为15.8%，而货邮吞吐量年均增长率则为28.73%，排名全国第一。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排名第二的杭州萧山机场，平均增长率为11.07%。

  “郑州位于中国腹地，基本没有任何地质灾害和极端天气，甚至降雪、雷雨都很少，确实很适合航空业发展。”在郑州一家农业银行网点做综合管理的高凯平说。

  37岁的高凯平是土生土长的郑州人，在他的记忆中，郑州传统周边产业基本不使用航空运输，郑州的航空业优势并没有得到什么利用。

  众所周知的“奇迹”故事是，当年8月2日，富士康科技集团在郑州出口加工区投资的富泰华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正式投产，这个厂从项目开工、厂房改造到正式投产，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连郭台铭都深感震惊，称之为“郑州速度”。

  富士康郑州工厂大门外几百米，就是郑州保税区海关，富士康在这里完成将iPhone转给苹果公司的手续。然后，停靠在郑州机场上的UPS、联邦快递等跨国快递公司的大型货运专机，短短20多个小时就能将iPhone送到世界各地。

  过去几年，在航空港实验区上空，起降着郑州机场飞往世界各地的全货机，全货机周航班量超过100班，高峰时货运吞吐量高达2000多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河南航投收购了35%股份的卢森堡货运航空，得益于卢森堡货运航空全货机过去几年在欧洲—郑州—美洲的穿梭飞行，2017年其为郑州贡献超过17万吨吞吐量，载运率超过70%，盈利超过1亿美元，自身也成长为全球第六大全货机公司。

  “在往年iPhone发布的那些日子，从富士康工厂，到新郑综合保税区海关，再到郑州机场，日常工作将是24小时几班倒，大家累并快乐着。”河南航空货运发展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一位人士说。

  不过，根据《网易航空》2018年12月25日的一篇报道称，由于2018年iPhone订单减少，以及富士康的减产，富士康带来的红利开始减少，郑州机场快速增长趋势开始急剧放缓，甚至在去年出现了负增长，郑州国际物流在欧美方向的年增长率只有2%~3%，运力过剩竞争激烈。

  在这篇文章看来，郑州机场外贸出口的单向性太强，即便政策优惠，本地的消费能力不足以支撑进口商品的消费，苹果走了，货机也就走了。

  “确实和以前有一些不一样了，加班少了很多。”4月26日晨7点50分，拥挤在长长队伍中的张宏伟，一会儿低头刷着手机，一会儿不耐烦地踮着脚尖，张望着前面密密麻麻的队伍。

  这是郑州富士康科技园区最普通的一个早晨——数万名员工在大门外排着望不到头的队伍，准备安检上班。焦急等待中，不少人像李显一样刷着手机，尽管他们也玩不了多久，过了安检后就必须将手机放在车间外面鞋柜中。

  26岁的张宏伟，是郑州富士康IDPBG（数码产品事业群）的一员。过去多年，全球大约一半iPhone，就出自李显所在的事业群，然后通过郑州航空港，运往世界各地。

  相关多个方面数据显示，郑州富士康有94条生产线万名工人。这里大约每分钟可以组装350部苹果手机，每天产量达到50万部。为此，郑州富士康有了“iPhone之城”的称呼。

  一种说法是，只要去这个“iPhone之城”看一下工厂繁忙程度，就可以推测出苹果手机销售情况——毕竟，所有生产线全开动和只开动一部分生产线，在工厂里显示出来的景象会大不相同。

  这种情况，在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初，有一定道理，彼时由于最新款iPhone销售不利，订单锐减，导致这个全年昼夜不停的工厂出现了少见的冷清，富士康工人们“历来靠加班费赚钱”的收入方式大受影响，甚至就连厂区到宿舍的班车、宿舍里的洗衣服务也取消了，诸多工人一夜间选择了离开。

  张宏伟也是在去年10月离开了郑州富士康，然后在今年4月初通过“离职返聘”方式回到了郑州。因为他听说iPhone的销量有所恢复，而且来了华为P30系列的大订单。

  今年4月，有多家自新闻媒体报道称，华为直接下单了P30系列500万台的订单，未来或许还远不止这个数目。华为P30系列预计出货2000万台，大部分的订单都将交由郑州富士康进行生产。

  这次张宏伟打算待到8月传统淡季，然后就换工作——他已经是第四次进入这个工厂了，每年干上几个月，干完就换工作，因为“离职返聘是来富士康工作的正确方式，每次返厂还可以拿到1000元补贴”。

  多年来，富士康采用离职返聘、内部员工推荐奖励、中介补贴等等方式，吸引人们的到来。记者发现，春节后至目前，郑州科技园的微信公众号以每周一次的频率，更新招工信息，招工适合使用的范围为CAA-IDPBG郑州厂区，试用期缩短至1个月，转正后底薪2100元（底薪1900元+入职激励奖金200元）。另外，还有额外的激励政策，每满1个月，奖励200元，一共奖励3个月总计600元。

  不过，长远的未来如何，像张宏伟这样的螺丝钉从未考虑过。一方面，富士康已在印度甚至计划在美国建厂；另一方面，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浪潮中，富士康加大了工业机器人在生产线的安装，其中尤其又以郑州安装的机器人最多。

  “反正对我这种螺丝钉来说，谁也不可能一辈子靠富士康吃饭，对不对？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张宏伟说。

  过去几年，“iPhone之城”给他们带来了很难来想象的财富机会——一位开始在富士康厂区边卖热干面的小老板，一年能净赚几十万；一家小超市的老板娘，两三年时间就在郑州市区赚到了一套商品房……

  这样聚集财富的故事未来能讲多久并不好说。毕竟，伴随订单量的减少，iPhone可能的印度造，“富士康工人们没有班可以加了，人也就慢慢散了。”

  只不过，能确定的是，这里的人们，甚至郑州的命运，早就与富士康绑定在了一起。

  9年间，对郑州来说，富士康工厂成为了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它的到来，解决的不单单是河南这个全国人口第一省份数十万人的就业问题，以及让河南进出口额一跃成为中部六省之首，更重要的是带动了郑州的产业转型。

  在富士康到来之前，带动郑州GDP的是煤炭、制造业、水泥、铝业等重工业。随着富士康在郑州建厂，郑州产业体系出现“拐点”，郑州高新技术产业从2011年开启了延续至今的增势，后期很多电子信息厂家都在郑州建立配套，使得郑州电子信息产业在中西部地区取得了领先。

  其中最典型的仍然是手机——随着中兴、OPPO等企业相继落户郑州，2015年全球每七部手机，就有一部产自郑州。

  2012年，郑州成为了全国首批跨境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城市之一。根据《中国·河南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发展蓝皮书》显示，郑州作为全国最早的5个跨境电子商务试点城市之一，试点业务量连续5年获得全国第一。

  上述当地媒体人士说，在富士康的带动下，甚至就连本土互联网、软件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虽然没再次出现北上广深杭规模巨大、资金雄厚的互联网巨头，但对于郑州来说已是很好的开端。

  互联网社群“大象互联网圈”的统计显示，开发岗位在郑州地区互联网公司当中平均月薪最高，1年经验的能拿到每月七八千元，上万元甚至更高的也常见，并且在郑州JAVA、PHP、Web前端、Android的需求量最高，反映了郑州地区这些技术岗位的缺口比较大。这个薪水岗位，以郑州消费水平而言，已是一个良好开端。

  其实何止郑州，从最早的深圳开始，富士康每到一地，带来的“大饼”效应都显而易见。山西晋城当地官员在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曾公开表示：晋城以前就是个小庙。富士康一来，以前的配套设施都得跟上它的水平，一下子把我们也给提高了。

  这也难怪，对欠发达地区来说，引进一个富士康，能预见地方与企业双赢的局面，因此也一度出现各地政府争相邀请富士康落地的局面。

  今年3月，《河南经济蓝皮书》指出，虽然2018年富士康项目对全省外贸贡献率出现大幅缩减，但河南外贸进出口对富士康的依赖程度依然较高，“全省外贸支柱多元化格局尚未形成，抵御外贸波动风险的能力较弱”。

  所以，就回到了最初的问题：一旦iPhone真的印度造，甚至富士康将生产线转移，到时航空港区怎么办？怎么样才可以摆脱劳动密集型产业链末端局面？

  这逐渐成为郑州及一些引进富士康的城市不得不面对的尴尬。“郑州进出口贸易总额将会出现大幅度地下跌，经济总量将会出现一下子就下降，哪怕至少是暂时性的。”当地一位官员说。

  早在2013年，河南就组织专家研讨“引入富士康对河南对外开放的利与弊”课题。引进富士康，带来的不仅是“宝”，还有“坑”——低端代工、毛利率低、发展后劲不足。随着城市升级、经济转型，这些弊端逐渐显现。

  2017年3月，郑州市政府办公厅发布《郑州市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升级行动计划(2017—2020年)》，加快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高质量发展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到2020年建成4000亿级智能终端(手机)产业集群、300亿级信息安全产业集群、300亿级应用电子特色产业集群、100亿级智能传感器及终端产业集群。

  此外，还有《郑州市装备制造业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行动计划(2017—2020年)》《郑州市汽车及零部件产业转型升级行动计划(2017—2020年)》等政策的陆续发布，重点在航空港区、经开区、荥阳市、上街区布局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新产业、新业态，延伸产业链条，形成主机加配套的产业集群。

  实际上，在当地不少人看来，郑州的转型发展按下了快进键。就企业而言，宇通客车批量远销至30多个国家和地区，信大捷安的安全芯片、汉威科技的气体传感器和气体检测仪、辉煌科技的铁路信号调度指挥系统和集中监测系统，这些都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不过，在这些政策中，航空港区都处于至关重要的核心地位。用一篇报道的说法就是，港区的发展决定了郑州的上限，如果把大港区比作郑州的千年大计的话，把它比作郑州的“雄安新区”并不为过。

  郑州有这样的野心并不奇怪。毕竟，1988年富士康在深圳地区投资建厂时，深圳也只是一个小渔村，而且富士康的外贸出口货物一度占到了深圳市出口总额的17％。但后来的深圳奇迹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事实上，在工人工资水平增长，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大趋势下，将中国部分制造业输到海外，目前来看已经是大势所趋。早在几年前，中国手机产业包括品牌商、代工商、零件配套商、包装商、材料供应商等等，就开始纷纷开进印度。此外，索尼、铃木等也开始将工厂搬离中国。

  富士康海外设厂也并非近些年之事。2011年，富士康宣布在巴西圣保罗州的容迪亚伊建设iPad、iPhone生产线年，富士康宣布在印度尼西亚投资10亿美元，用于建设生产及研究基地。

  不过，这些投资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富士康海外投资项目大部分是严重没有到达预期的，大部分项目都是空头支票；部分海外投资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且仅仅服务当地市场，并不是富士康长期战略重心。”一位观察人士说。

  此外富士康仍在持续增加在中国大陆市场的投资，且其投资呈现出集中化、高端化的趋势。比如在广州投资610亿元建设8K超高清液晶面板厂，以及在珠海投资90亿美元建设12英寸芯片制造厂。此前，在河南兰考累计投资200多亿元涉足玻璃盖板业务，开始向上游元器件领域延伸。

  “从这些转变能够准确的看出，对富士康掌门人郭台铭而言，他同样不甘于只是成为‘代工大王’，而是多年前就开始了从‘制造服务’到‘科技服务’的战略转型。”一位市场观察人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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