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鼓励村民办起来的再生纤维厂是几十号人的命根子，却因媒体曝光被贴上了“黑心棉加工点”的标签。汪瑞岭觉得委屈，他们只是把旧衣服回收、剪碎、重新抽出纤维，这么多东西用到工业领域就是合法的原材料，要是被做成生活用品，就是典型的黑心棉，可他们产出的材料最后会被做成啥东西，根本就不是东留曹村能决定的。

  自从东留曹村被贴上“黑心棉”标签后，连过去支持这个村办企业的各级领导，态度都开始变了。

  今年下半年，多家媒体曝光了河北衡水深州市“黑心棉”原材料加工工厂，其中集中提到了北溪村乡的东留曹村。报道称，这里的“作坊”将回收的旧衣服和废旧布料打碎，重新生产成为类似棉花的絮状物。有知情人士提到，这些“黑心棉”被产出运到保定纺织加工，最终用于制作汽车坐垫。东留曹村自此成了“黑心棉”的原材料产地，原本默默无闻的小村一下出了名。“出名”之后的东留曹村来过很多人，省里质监局的领导，市里环保局的工作人员纷纷来指导工作，村里20家工厂碎布机的声音戛然而止，被要求暂停生产。

  11月中旬，北京青年报记者再次来到这片厂区，厂区的位置不难找，村北老砖窑的烟囱就是坐标，20家大大小小的工厂连成一片，距离居住区约1.5公里。

  说是暂停生产，但一些大门敞开的工厂里还有人在干活，收拾院子里收回来的废料。多半厂子大门紧闭，听不到机器的声音。厂院外，杨树的叶子已经落光，树枝上缠着一层灰色的絮状纤维，地面上也有，在风的作用下聚成一团一团的絮状物，样子像是蓝天白云上罩了一层浓浓的雾霾。

  北青报记者请来老乡帮忙询问工厂的老板是否接收服装厂边角料，老板很小心，称看到货以后能给定个价格，“越白越值钱”。

  “我们生产的是再生纤维，不是黑心棉”，无论村民还是工厂老板，对村北厂子都是这样定义。但自从与“黑心棉”三个字沾上边以后，常常传来工厂要被取缔的风声，有人去年开始就选择关闭工厂外出打工，“这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工厂老板老范说。

  “说起我们这个厂子得从老砖窑说起”，村支书汪瑞岭介绍，2009年到2010年，村北的砖窑关门了。其中既有经营不好的问题，也有上级不让再挖土烧砖的环保问题。砖厂关停是必然趋势，到2015年，实行京津冀一体化之后，河北省所有实心黏土砖瓦窑陆续关停。

  砖厂关停后留下一块被挖成大坑的土地。砖厂没了，村里更没什么可以就业的机会，年轻人纷纷离村打工，如今，村里500户，只剩下1000左右的非流动人口，以老年人居多。

  汪瑞岭记得2012年前后，省里和市里都鼓励农村创业，支持村里搞工厂办企业。既没有技术也没有资金，汪瑞岭和村民在农村办企业搞加工这股风的催促下，想到了搞旧衣服回收。这个想法也不是空穴来风，早在2010年前，村口就有外地人来此做旧衣服加工，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再生纤维加工，但这两家作坊没有合法手续，面临被关停。“我们何不在老砖窑搞正规的厂子”。汪瑞岭和村民看准了这个行业门槛低，农民也好上手的特点，决定在村里办旧衣回收的加工工厂。村里拿出几十万，填平了老砖窑的大坑，开始鼓励村民到此开厂。

  为了鼓励村民办厂子，村里一开始免收占地租金，到今年，这块地的租金也不过每亩每年700元钱。2012年前后，在农村办企业的大潮中，东留曹村老砖窑旧址上，20家大大小小的厂子应运而生，乡里和市里对东留曹村这样的创业村也都是支持的。这其间，由于政府的“包容”，还出现了许多未批先建的工厂。

  据村民讲述，村里的厂子多数成立于2012年前后，而在深州市工商局网站上可以查到，东流曹村20家再生纤维厂的营业执照多数是在2014年7、8月份后办理的。

  老范是一家工厂的老板，他的厂子1000多平方米，平时4个工人上班，大家的收入在3000元左右。村子成立再生纤维加工厂后，20多个厂子给村里提供了约100个工作岗位，相当于村内常住人口的十分之一。

  这些工作没有难度，包括分拣衣服种类、剪扣子、切衣服等杂活儿，老人和妇女都能干。徐姐今年50多岁，是从外村嫁进来的媳妇，丈夫在外打工，她在家里种地顺便照顾两位年长的老人。每年冬天和春天，地里没活儿的时候，她天天都会到厂区找活儿做，厂子里的老板来者不拒，谁家有活儿徐姐坐下就干，剪一件扣子两分五，按件计费，手快的话，一天也能赚三四十。一个月千八百的收入对于徐姐来说格外知足，“我这岁数的农村妇女，出去打工都没地方要”，大部分和徐姐同龄的妇女都到厂子里干过活儿。

  东留曹村的再生纤维加工厂给大部分村民都带来了好处，一度被定义为村子未来的发展方向。

  再生纤维出厂时，东留曹村的人们会贴上“禁止用于生活用品生产”的警示语，但产品最终去了哪儿，东留曹村人也不全知道。书记汪瑞岭和老范也承认，确实有一些人把东留曹村生产的再生纤维拿去制作了生活用品。

  “好比有人用刀杀了人，那就说生产刀的工厂生产凶器，这不合适吧。”老范认为，下游企业难以控制，不该把黑心棉的罪过全推给东留曹村人。

  河北省质监局法制科贾科长证实，目前旧衣服回收，进行再加工纤维生产符合法律规定。“这些再生纤维并不叫‘黑心棉’，很多人依旧把再生纤维的回收厂与黑心棉加工的作坊混为一谈”，贾科长介绍，东留曹村被曝光以后，省质监局也到现场检查了。

  贾科长说，从质监角度来看，再生纤维的产品质量标准主要看原材料来源，原材料不能有病毒或者细菌。据他介绍，在东留曹村现场的检查中，并未曾发现疫区或者医用纤维等违禁物。在销售时，只要注明生产产地，销往去处，并且标明禁止生活用品使用，这样的产品是符合相关规定的。他认为，说东留曹村生产的是黑心棉是不专业的，更不应该把这里定义为黑心棉原材料基地。

  村里办企业期间，工厂也有人投诉，原因是有污染的风险，办企业之初也有不懂的村民收来医用纱布等原材料加工。当时工厂也陆陆续续整顿过几次，但老范说，工厂是逐渐走向正规的。现在，所有的工厂都安装上了除尘设施，并且不敢再回收不符合相关规定的材料，在他的工厂里还贴着“禁止使用的原材料”宣传单，禁用材料包括医用纤维性废弃物、殡葬纤维废弃物、传染病疫区废弃纤维等五种禁用品。

  再加工纤维的生产分为三个主要步骤，分拣、打碎、再加工(俗称开花)，按照生产规定，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水污染，旧衣服没有漂白的步骤。产出的再生纤维也分为几种，最白的再生纤维俗称“大白”，多数是用纯白色的衣服或纤维制品生产的，之后根据颜色还有“次白”和“灰料”之分。

  老范介绍，这些再生纤维大多数都用在工业。他们的货物多用在传送带以及工地的保温被的生产上。按照《河北省再加工纤维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生产厂商必须明确记录这些生产原材料的来源和产品销往的去处。

  老范提供的两本台账上，记录了今年3月份到5月份他的工厂进出货情况。在进货台账上，需要注明货物来源、电话、时间等信息。在销售台账上还增加了用途和产品等级的栏目。

  虽然省质监局已经公开为东留曹村“证明”，但东留曹村20家再生纤维厂目前依旧要关闭。原因不是出在产品生产上，而是企业手续有问题。

  北青报记者从深州市国土局查询得知，目前工厂所占用的土地属于工业用地，在工商局网站上，也查询到了这些工厂的营业执照属于“存续”(即在营、开业、在册)状态。问题出在哪儿呢？村支书汪瑞岭说，这些工厂始终没有环评。

  深州市环保局监察一中队的李建超证实了村书记所说的情况，一直以来，环保局都没有拿到东留曹村的环评备案。李建超介绍，“环评”是要村里主动找第三方机构做评估的，评估之后再来环保部门备案。没有环评，环保局目前已经要求村里停止生产。李建超说，在鼓励村办企业的初期，确实出现了不少东留曹村这未批先建的企业。很多企业在投入生产之后再补办手续，有时一拖就是几年。

  2015年开始，新环保法对饱受争议的“未批先建”问题做出了规定：“建筑设计企业未依法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擅自开工建设的，由环保行政主任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处以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东留曹村的工厂有可能会被打回原形。

  李建超告诉北青报记者，目前，深州市环保局已经将所有未批先建的企业名单上报，其中东留曹村再生纤维的工厂也在内。至于工厂的去留，目前还没明确的决定。李建超也说，近年来，东留曹村与黑心棉扯上关系，让东留曹村十分被动。

  村支书汪瑞岭不回避，东留曹村的再生纤维加工厂确实一些地方不能符合环保部门的要求。由于农民贷款难，资金有限，加工厂没有完备的厂房，很多分拣工作就露天完成，这有违环保部门的规定，除此之外除尘设施也出现老旧问题。

  硬件问题总有办法解决，最让汪瑞岭担忧的是政府的态度。为了环评四处跑动，他开始感觉到上级对东留曹村办再加工纤维厂的态度正在从支持转向否定。这事儿，才是让他发愁的。

  实际上，汪瑞岭和村民们也想把工厂搞好，摆脱“作坊”的印象。汪瑞岭甚至还组织几个厂长一起南下，到浙江温州的苍南参观学习。苍南是我国再生纤维加工的主要地区，全国60%-80%的再生纤维出自那里，有着“全国边角料成就苍南大产业”之说。

  中国产业信息网发布的中国服装产量数据统计：2014年我国服装总产量299.21亿件，同比增长10%。2015年7月份之前的总产量约是166.41亿件。而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2014年的一项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大约有2600万吨旧衣服被扔进垃圾桶，再利用率不到1%，绝大多数旧衣服都没有被重新加工或进行无害化处理。汪瑞岭认为，旧服装回收以及服装边角料再利用的空间还是有的。

  去年，汪瑞岭和十几个工厂的老板商量，准备把各自的厂子合并，变成股份制，一起把工厂做大，做出流水线。由于资金和环评等问题，目前这个想法还不能够实现。加之外界开始把东留曹村与黑心棉作坊连在一起，让很多合作的客户对东留曹村望而却步。村里的厂子现在也只能是个摆设。关了厂子，老范说自己只能回去种地，或者离开家去外头打工。

  村里也会想各种途径增加村民的收入，前不久，乡里组织修路修道，村里发动村民参与，按天计费。11月15日，北青报记者在村委会采访时正赶上发工资，七八个60岁上下的老人围在村委会门口，排队结账。村长和副书记清点着一沓百元大钞，按照统计表上的出勤天数，下发每天60元的工资。领到钱的老人清点了一下，把两三百元的票子揣在棉服兜里很是高兴，这份收入像是耕地外的意外收获，并不稳定和长久，但足够添件新衣。

  其实工厂开着的时候，剪扣子的工作算是稳定的，只要有源源不断的货运来，工厂正常运作，他们就有剪不完的扣子和切不完的布。大部分和徐姐一样守家待业的农村妇女，还是希望家门口有个能赚钱的地方。

  汪瑞岭没想到，几年前带着村民大张旗鼓所做的事业，到了现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但他并不想放弃，想努力保住这片近日被外界频频称为“黑心棉加工基地”的再生纤维加工厂。